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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孙浩杰，李文韬，郭立静，等.不同类型产学研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产学研合作意愿的中介作用[J].今日科苑，2022（5）：20-30. 摘 要：以创新型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通过问卷调查法和多元回归分析对不同类型产学研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引用本文：孙浩杰，李文韬，郭立静，等.不同类型产学研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产学研合作意愿的中介作用[J].今日科苑，2022（5）：20-30.
摘 要：以创新型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通过问卷调查法和多元回归分析对不同类型产学研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其中，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供给型与需求型和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合作意愿在产学研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了产学研政策的优化设计策略，为我国产学研政策的制定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理论参考。
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创新”，指出“打铁必须自身硬”，由此可以看出，实现自主创新、攻克核心技术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然而，现今技术集成性与复杂性的提高使得企业越来越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有效创新，因而合作创新逐渐成为企业实现创新的一种新趋势[1]。产学研合作恰是一种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合作研发的创新方式[2]，这种方式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为鼓励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产学研政策对产学研合作意愿进行强化指导，以期助力企业取得创新绩效，促使这种合作进行良性循环。产学研政策是指国家为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协同创新而颁布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本文所研究的产学研政策工具是指产学研政策的具体实施手段，可将其划分为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三种类型[3]。
然而，不同类型产学研政策工具是否均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它们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现有研究并未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地探究。产学研政策工具最终是以组合形式共同发挥作用，仅研究单一政策工具效果不足以为政府提供理论借鉴。因此，本文聚焦产学研政策工具及其交互作用，引入合作意愿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产学研政策工具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为如何有效提升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提供新方案、新思路，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工具组合方案，为我国产学研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2020创新产品。
产学研创新政策是政府为推动产学研合作所采取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总称。目前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是Rothwell和Zegveld关于创新政策的分类方式，其将产学研政策划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个维度[3]。创新政策的实施依靠政策工具，本文以政策工具为研究视角，分析和研究产学研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首先，产学研供给型政策是产学研创新的直接推动力，政府针对产学研创新活动的人才、资金等方面，扩大创新要素供给[4]。产学研供给型政策工具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进行人才交流，保障企业创新的人才供给，加大对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创新交流项目的资金支持[5]，通常采用政府拨付专项资金、发放研发补贴等形式[6]实现了企业通过参与产学研合作降低创新研发的成本，激励企业开展更具有创新性的活动和新产品的开发，进而使得企业创新绩效得到提高。有研究表明，政府的R&D补贴促进了企业专利以及新产品的产出[7]。其次，产学研环境型政策是通过金融、法律等支持，优化产学研创新环境[4]，产学研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采用构建产学研创新平台、税收优惠、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形式[8]。产学研环境型政策工具通过降低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项目产生经济效益的税收，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项目，提高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同时，产学研环境型政策工具构建产学研平台，制定产学研平台知识产权保律政策，减少产学研平台中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的知识成果外溢风险，进而企业的创新绩效受到政府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影响[9-10]，使得企业愿意参与产学研合作进行创新活动。最后，产学研需求型政策工具是鼓励各主体对创新成果需求的政策[11]，产学研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采用政府采购、外包等形式。产学研需求型政策工具通过政府将采购计划委托给产学研机构，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研发，降低了企业对于创新产出难以进行市场推广，推动企业积极地与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创新研发。
合作意愿是指合作主体与合作伙伴共同参与活动的意愿和动机，产学研合作意愿则反映了产学研各方对于共同完成科研创新的意愿。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意愿增强时，有利于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12]。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获得产学研政策支持后，可以在各方面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指导，能够有效帮助产学研三方消除分歧，提高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意愿[13]。
首先，产学研供给型政策工具通过拨付资金等形式可以有效降低产学研三方沟通与协调的成本，有助于产学研三方因利益共享而合作，从而提高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意愿，促使产学研三方形成互惠共赢的长期合作关系。也有研究表明，以供给为导向的供给型政策工具，例如政府的财务激励，可以促进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研发协议的签署和联合专利申请，从而加强两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14]2020创新产品。其次，产学研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用于优化科研创新环境以减少不端行为的产生。例如，作为产学研环境型政策工具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可以明确科研合作成果的产权分配问题，从而有效减少产学研三方的矛盾和冲突，加强产学研三方的相互信任，也能一定程度提高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意愿。同样作为产学研政策工具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有助于调动企业参与合作创新、研发新产品的积极性，提高产学研三方的合作意愿。有研究表明，产学研合作倾向会受到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力度越大，产学研互动合作的意愿越强烈[2]；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可以阐明合作专利和技术的所有权问题，从而可以加强双方之间的信任，使得高校和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的过程中可以毫无保留地进行分享，有效地减少了不必要的冲突[15]。最后，产学研需求型政策工具通常采用政策采购等形式，这类政策的实施可以通过缓解企业库存压力、拉动市场需求来提高企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创新的意愿。也有学者指出，以需求为导向的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的互动合作具有积极影响，其通过填补市场需求可以反向拉动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意愿[16]。
因此，三类产学研政策工具从不同的角度对产学研合作意愿发挥着积极的影响，那么，三类产学研政策工具的两两组合必定也会对产学研合作意愿的提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良好发展必须依赖外部资源，组织通过不断地吸收外部环境中有利资源可以保持组织的核心优势[17]。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组织间的合作关系会影响组织的资源量2020创新产品，进而决定着组织绩效的高低[18]。而往往组织间的合作意愿又决定着双方的合作关系，因此，组织合作的绩效产出会随着合作意愿的强度而发生变化，即产学研各主体的合作意愿会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产学研合作意愿越强，产学研三方越倾向于与合作伙伴建立稳定而密切的联系并展开深入的合作交流，从而得到更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必要资源，促进绩效产出[19]。具体而言，产学研合作意愿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可以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产学研三方在合作过程中目标导向不一致，而合作意愿的加强，会稳定三方之间的合作关系，这将有利于减少产学研合作中产生的分歧，大大降低企业协调和沟通等的成本，使得产学研三方的合作目标趋于融合，提高产学研三方合作效率科技公司官网，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20]；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创新成果通常需要较长的研发周期以及稳定和持续的研发活动，而产学研合作意愿的加强将促进学校、企业和科研院所三方之间建立稳定和紧密的关系，从而使得产学研合作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合作研发环境中，这必定有助于高质量科研成果的产生以及成果的转化，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21]。因此，合作意愿的增强能促进产学研间的合作沟通与交流，提高创新的产出效率，进而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本研究采用线上与线下调研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2020创新产品，调查所需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以及江苏等省份，研究对象为我国2021年1月份至2021年6月份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创新型企业。
首先，通过搜集整理相关领域的权威文献中的成熟量表，结合课题组讨论与专家意见，形成了最初的原始量表，并且使问卷内容能够尽量切实有效的反映产学研政策工具、合作意愿和企业创新绩效，以满足本研究的需要。原始量表设计完成之后，与西安市参与产学研合作的部分创新企业进行沟通开展预调研，对相关学者和企业人员进行访谈，根据访谈意见对指标进行修正，最终确定问卷的形式和内容。
正式调研时，向研究对象明确此次调研目的为学术研究，承诺所收得的一切数据仅做学术分析使用。为了满足高效性和精准性科技公司官网，基于调查区域与对象的特点，本研究采取简单随机抽样，这种方法使得某一时间段内某一地区被抽中的概率相同，从而保证调查的随机性。本次问卷共发放800份，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仔细甄别，剔除题项选择答案完全相同、重复调查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508份，其中问卷有效回收率63.5％，后续数据分析以及研究都建立在508份有效收回问卷的数据上。
调查问卷除基本信息部分，变量测量均是参考的已有成熟量表，其中，产学研政策工具参考的Rothwell和Zegveld[3]、徐喆和李春艳等[22]学者的量表，共开发了11个题项，如“产学研合作的人力资源政策能够保证贵单位的人才供应”“产学研合作的合约、政策提高了贵单位的科研创新发展”“产学研合作的激励能够充分调动贵单位的科研创新积极性”等；合作意愿参考的Granovetter[23]、海本禄[24]和李云梅[12]等学者的量表，共开发了4个题项，如“与创新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在科研合作中愿意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等；企业创新绩效参考的张艺等[25]、陈劲和刘振[26]、刘学元和丁雯婧等[27]学者的量表，包括科研产出和经济绩效两个维度，共开发了6个题项，如“产学研合作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项目的成功率”“产学研合作促使新产品销售利润大幅提升”等。问卷变量的测量均是运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度量。此外，本文选取企业的性质、规模以及成立时间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从表1的信度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涉及的变量的Cronbach系数值均大于0.77。因此，本研究问卷的信度较好；同时，本研究所涉及的产学研政策工具、合作意愿以及企业创新绩效变量测量量表的设计参考了现有研究中成熟的量表，因此，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也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又由表2的结构效度检验结果可知，KMO值为0.980大于0.9，而且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可以进行因子分析，且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各题项均对应唯一主成分因子，因此，问卷变量量表的结构效度也较好。综上，本文所收集到的问卷数据通过了信效度检验，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
本文运用软件SPSS25.0进行回归分析。首先进行相关性分析，各变量的相关性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结果得知，各变量之间均表现为显著的相关性，且显著性水平均为1%。由此，H1〜H3得到初步验证。
以企业创新绩效为因变量，以产学研政策工具及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企业性质、规模以及成立的时间，建立模型1，逐步引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结果可知，供给型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478（p0.01），环境型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167（p0.05），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假设H1a得到部分验证。
同时，根据表4结果，产学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63（p0.01），表明产学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交互项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产学研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交互项和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假设H1b得到部分验证科技公司官网。
首先，对模型2进行回归，以合作意愿为因变量，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为自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逐步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5。
表5回归结果表明，供给型政策工具对合作意愿的回归系数为0.375（p0.01）, 需求型政策工具对合作意愿的回归系数为0.300（p0.05），环境型政策工具对合作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假设H2a得到部分验证。
由表5模型2-C可知，产学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交互项对合作意愿的回归系数为0.116（p0.01），表明产学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交互项有助于促进合作意愿。产学研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交互项对合作意愿的回归系数为-0.072（p0.05），表明产学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交互项抑制合作意愿。产学研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交互项则对合作意愿无明显的影响作用。因此，综合上述分析，假设H2b得到部分验证。
其次，对模型3进行回归，以企业创新绩效为因变量，以3类产学研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合作意愿为自变量，加入控制变量，逐步引入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
由表6可知，合作意愿在1%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创新app，且回归系数为0.207（p0.01），表明产学研三方合作意愿的增强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由此，假设H3得到验证。
同时，由表5可知，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均显著正向影响合作意愿，环境型政策工具对合作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由表6可知，合作意愿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合作意愿在产学研政策工具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假设H4a得到部分验证。
又由表4可知，三类产学研政策工具交互项中，仅产学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而产学研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交互项以及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绩效均不存在明显的影响，因此，合作意愿在产学研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交互项、产学研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交互项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而由表5可知，产学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交互项均能够显著提高合作意愿，而合作意愿的加强又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因此，合作意愿在产学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交互项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综合以上分析，假设H4b得到部分验证。
由表4可得，产学研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我国需求型政策的实施力度相对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实施力度较小，因此，相对来说，产学研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实施可能更不易被企业所感知，从而使得产学研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同时由表4可得，产学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这表明产学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组合功能具有协同性，即当产学研供给型政策工具与环境型政策工具同时组合运用时，二者相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会表现为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针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问题，政府可多加运用以及组合运用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产学研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绩效负相关，产学研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因为产学研需求型政策工具与供给型或环境型政策工具组合运用存在竞争性，两两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再明显甚至可能出现消极的影响，即产学研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供给型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正向影响产生了抑制效应。具体而言，需求型政策主要是采取政府采购以及发放购置补贴等形式，该类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引发企业的趋利动机，企业只需按照政府采购需求以及相关标准生产产品就能获得高额收入和利润，而并不重视产品的升级与创新。所以在同时实施供给型与需求型或者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时，反而可能更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政府既给予资金支持又给予市场需求来解决企业生产的后顾之忧，或者政府既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又给予产品采购等政策，这都会鼓励企业以及行业外企业进入到政府鼓励研发的行业内进行产品生产，但大部分企业可能都是为了获取政府采购等优惠政策所带来的收益，而较少有企业真正研发核心技术，因而并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例如，在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许多没有制造经验的投资主体纷纷涌入新能源汽车产业，但大量企业违备市场需求，过量生产以获取购置补贴，从而造成产能过剩，并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相反，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组合实施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显著的影响。政府既给予资金支持又给予税收优惠政策，会大大降低企业研发的成本，从而鼓励企业进行产品创新。企业最终的目标是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以获得利润，为实现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必须进行核心技术研发，从而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
由表5可知，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均显著的正向促进合作意愿，环境型政策工具对合作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政府通过构建产学研创新平台、税收优惠、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间接方式并没有增强企业对产学研成功合作的信心，无法有效减少产学研合作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产学研环境型政策工具对合作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产学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交互项对合作意愿的影响是正向促进，表明供给型政策实施增强了合作创新产品的确定性，人才供给和资金支持能够为企业带来实质性经济效益，结合采用知识产权保护等间接方式能够提高企业合作意愿。产学研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交互项对合作意愿的影响是反向抑制，这可能是由于政府采购通常采购量大但采购频率较低，且采购的产品品种和型号也相对固定，企业只需要满足产品政府采购需求就可直接获取收益，同时政府采取人才供给和资金支持也使得企业按部就班地完成政府采购需求，对于产品的进一步合作研发升级的愿望并不强烈。而产学研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交互项对合作意愿无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政府的采购需求和一系列辅助措施虽然可以保障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但企业面临的研发不确定性过高、研发成本过大等问题使得企业合作意愿不高。
由表6可知，合作意愿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显著正向促进，这也与研究假设相符合。结合表5结论可得，合作意愿在产学研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验证了产学研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绩效不是简单的激励与产出的关系，产学研合作意愿显著影响创新绩效的产出。
由实证研究结果，可以总结出，产学研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产学研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合作意愿，环境型政策工具对合作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与产学研合作意愿的提升密切相关；产学研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组合运用具有协同性；产学研需求型与供给型或环境型政策工具组合运用具有竞争性。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注重需求型政策的调控力度并完善相关需求标准。政府在运用产学研政策时，要特别注重需求型政策的力度，既要发挥其对于企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又要注意其与供给型以及环境型政策工具组合运用时所存在的竞争性；政府应对现行需求型政策的相关需求标准的制定进行调整，明确企业所研发产品的要求与标准，实施严格的监管制度，使产品不达标的企业不能享受政策优惠，减少企业骗补行为，激发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动机，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第二，继续加强和完善供给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政府应继续加强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实施力度并对其不断地完善，充分发挥供给型政策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方面的优势；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和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环境型政策，为我国产学研合作提供有效的保障机制，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深度融合，进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
第三，注重合作意愿提升目标导向，健全管理运行机制。政府在设计产学研政策时应注重合作意愿提升目标导向，健全法制，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真正将创新从外部激励转变成企业内在需求，从而调动企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另外，组织目标不同会造成产学研三方的关注点存在差异，高校和科研院所往往更加关注论文发表以及评奖评优，而企业则更关注的是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等[27]。创新关注点的不同可能会造成产学研合作意愿的下降。因此，政府应探索科学合理的组织运行模式，使得产学研三方能够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提高产学研合作意愿2020创新产品2020创新产品，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第四，加大协同性政策工具组合运用的实施力度，调整竞争性政策工具组合中相冲突的政策因素。政府应加大产学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组合实施力度创新app，充分发挥协同性政策工具的优势。同时，政府应对产学研需求型政策工具中与其他两类产学研政策工具产生竞争作用的政策因素进行调整或剔除，弱化产学研政策工具组合运用所存在的竞争性。另外，要积极开发不同类型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类型，努力激发主体创新活力。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1）研究对象选取部分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没有形成地区代表性结论，未来可以划分地区进行研究。（2）创新政策工具可能存在一些遗漏，未来研究可以扩展现有创新政策工具量表，全面、合理地评估创新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3）研究对象没有细化产学研合作的参与程度，未来可以细分主体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参与程度进行研究。
项目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科研项目“‘十三五’时期，我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情况研究”（项目编号：2020-pgs-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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