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手抄报内容科技创新大赛素材现代十大创新奇迹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城市科技功能国际化并形成全球影响力的过程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城市科技功能国际化并形成全球影响力的过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般具有全球科技创新与产业前沿的聚集发生地、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战略性地位、适宜于创新创业的包容性文化等三大典型特征现代十大创新奇迹。东京、硅谷、纽约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表现为政府引导、市场自发科技创新手抄报内容、都市复兴与全球网络4种发展模式。新时代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着力点需要进一步聚焦于高质量创新要素与主体的集聚和城市创新生态的优化。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也是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分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与典型特征，剖析典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总结推动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对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参考价值。
考察历史上不同时期学者对城市的定义可以发现，经济、思想与文化的集中始终被认为是城市的重要特征。美国《连线》杂志在界定城市、区域范围时，首次提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认为“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老牌公司和跨国公司发展及扩大影响力、公众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获得风险投资以进入市场的可能性”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 4 个特征。联合国提出类似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 “ 技术成长中心 ” 概念。杜德斌将 “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 界定为科技创新活动的影响波及全球，成为引领世界科技－产业范式变革的源头城市。此外，国内学者还使用了内涵相似的一些概念，如 “ 全球性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区域创新中心”等。
分析这些概念可以发现，它们一般都强调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前沿的作用，并突出两者在空间上的聚集。相比之下，国内学者更倾向于强调其在国际上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在经济高度全球化、信息网络遍布全球的今天，具有国际影响力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条件。综合以上观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城市或地区，其拥有国际前沿科学研究能力的高水平科学家、大学、科研机构，具备将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并推动经济增长能力的优良生态。
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点状的集聚。从第一次工业开始，每一次重大技术进步都集中发生于某几个城市或区域，这些地区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集中地。科技创新推动的生产方式与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这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企业运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创新产生的过程中，科研技术人员的交流、先进设备与产品的相互学习乃至企业对研发的投资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空间距离的缩短会大大降低上述诸项活动的交通运输成本科技创新手抄报内容，扩大技术交流与企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带来知识传播的扩散和外溢效应。因此，科技创新机构与企业会自发地向着某一区域不断集聚。TanJ认为，中关村地区高度聚集的高校带来技术优势，吸引了高科技创业企业的入驻与国内外投资，形成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优势地带。ScottaAJ认为，斯坦福大学提供的工程人员和高科技工业园区，与旧金山湾区拥有的军事和航空航天企业的聚集，推动了半导体产业在硅谷的发展。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通过创造新产业推动国家财富总量不断扩张，从而为一国稳定与社会富足提供可靠支撑。从工业至今，科技创新能力在国家硬软实力及国际影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历史上，一些国家抓住科技与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顺利实现主导产业的更迭发展，保持技术领先国的地位，或从后发国家一跃成为发达国家，甚至成为创新领先国家。英国伦敦是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后，法国巴黎与德国柏林成为新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导体现代十大创新奇迹、原子能等技术的发展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向多极化演进。美国波士顿与硅谷地区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的佼佼者，美国也因拥有两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而成为世界技术与产业的领头羊。后发国家通过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东亚诸国是典型的追赶国家，追赶历程呈现“交错增长”的特征。20世纪60—70年代是日本增长的黄金时期，20世纪80—90年代则是“亚洲四小龙”的强劲增长阶段。它们在对应的时间段完成了技术革新与产业更迭，东京、新加坡市等作为本国技术革新与产业更迭的主要发生地，在国家技术力量、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科技创新需要科学技术人员的通力协作，甚至需要天才的灵光一现。将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为新兴产业，更需要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以及投资人。科学研究与企业运营的精英都是稀缺性人才。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通过营造鼓励试错、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才能实现稀缺性人才的汇聚一堂与通力协作。从历史经验来看，英国伦敦领先世界的纺织工业不仅是因为哈格里夫斯发明并不断改进纺织机，也来自英国乃至欧洲钟表匠、数学仪器制造商等高级别机械师的相互合作。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同样离不开英国独有的大量娴熟工匠的帮助。英国能够吸引当时全欧洲的优秀人才，在于其鼓励商业的社会气氛以及稳定且相对宽松的环境，对商业活动表现出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宽容，包括降低税率、放宽行业准入门槛等。另一个受益于包容性环境的例子是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心。一战后，美国因其开放性的民族政策与鼓励学术交流科技创新大赛素材、崇尚科学进步的社会气氛，吸引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世界科学家移居美国，推动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最先进的国家。
从国家发展历程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制度和技术创新带来的产业更迭在18世纪实现了快速发展，其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运行逻辑中更明显地体现了市场的力量。与之不同，后发国家主要通过学习、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产业成功之路，其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运行逻辑中更多地体现了政府力量（见表1）。
东京是二战后兴起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日本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产业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现代十大创新奇迹。东京湾区是世界知名的高端制造业走廊，其拥有诸如三菱、索尼等知名制造企业。 2022 年 11 月，据国际大都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 — 《 2022 国际大都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统计，东京聚集了日本最多的科技研究资源，共有 137 所大学（占日本全国的 17.6 ％，大学生总数占 25.9 ％）， 889 所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占日本全国的 15.8 ％）。此外，由于东京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所在地，不少由文部科学省管理的国立科技研发机构也多在东京。
东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东京的发展可以分为物质条件积累与科技创新转型两个时期，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二战后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50—7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打下了工业化经济基础并实现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产业及经济扶持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
日本政府于1963年发表《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将重化学工业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核心方向，通过外汇管制科技创新手抄报内容、重点行业提供低息等方式，促使国内外资本流入钢铁、石油炼化、机械等重化工业。
东京建立了以筑波科学城、多摩新城为代表的科学新城科技创新大赛素材，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建立了大运输量的城市交通设施。同时，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东京制定了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促进了东京人口规模扩大、经济体量攀升、科学中心建立，为东京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日本破裂、增速放缓甚至近乎零增长，政府开始推动国家向科技驱动发展模式转型，通过向科技创新型国家转型克服产业结构固化带来的经济增速下降等问题的影响。2001年，日本曾在第2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50年内让日本的诺奖得主达到30人”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日本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只有5名，截至2019年，其获奖人数已达21名。日本距离实现“30人”目标已然不远。这一目标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当归功于日本政府大力提高科研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将建设成为创新能力领先的国家作为重大国家发展目标，并力求这一目标在全社会深入人心。
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日本再兴战略》《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挑战新维度的日本创造》等。在相关战略指导下，“东京4理工高校联盟”“东京跨学科生命科盟”相继成立，联盟开展了包括学生学分互认、教师学术研讨会现代十大创新奇迹、产学研地域协作等各类合作现代十大创新奇迹，大大增强了东京地区的科技力量。日本政府相关机构制定了诸如《关于大学教育课程的共同实施制度》《教育关系共同利用基地制度》等具体政策，这些政策带来了优质科研资源在东京聚集。除了推动高校与研究机构聚集、协作，日本政府还把握生物技术这一新产业趋势，推动东京生命科学生物中心及其他前沿产业的建设。
日本政府于2012年颁布了《亚洲基地特别促进法》，该法案为跨国公司在东京等地区开展研发业务与总部业务提供各类配套的优惠政策。东京成为一大批跨国企业地区总部与创新研发中心的落户地，这进一步提高了东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东京经过多年转型和升级，逐渐从二战后的传统工业城市转型为现代化创新型城市，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工业（集群）+研发（基地）+政府（立法）”创新模式，使东京成为集制造业基地、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科研和文化教育中心及人才高地于一体的科技创新中心。在两个发展阶段，东京都得益于国家战略的倾向性资源投入及地方政府的合理建设规划。日本从国家到地方就东京成为全球创新网络枢纽的发展目标达成共识，并为进一步优化东京投资环境、加快创新要素集聚、激发创新活力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20世纪80年代至今，东京依托日本国家整体转型战略，集聚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校与科研机构，积极融入国际创新链条，发展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美国硅谷是世界创新能力最强、科技服务业发展最为成熟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一，其生物医药、半导体、通信等技术水平全球领先，集聚了英特尔、苹果、谷歌等世界知名的高新技术企业。硅谷以不到美国 1 ％的人口创造了美国 3 ％的 GDP 和 13 ％的专利数量。硅谷的兴起源于原创性技术的进步，是技术进步带来产业萌芽，再吸引商业资本聚集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典型代表。硅谷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组织，由科学家的研究发明与私人部门投资主导，政府干涉与前期基础设施建设极少。
20世纪60—70年代，曾供职于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年轻科学家与工程师，在创立仙童半导体公司后，相继又创立了Intel、AMD、Kasper等公司。这些公司的研发技术、设计产品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全球在信息时代的生活方式。
风险投资是硅谷诸多高科技公司兴起的重要推动力量。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产业正是在硅谷发展半导体产业时期线年代，硅谷聚集了梅菲尔德、红杉、KPCB等基金公司，成为美国风险投资公司最密集的地方。直至2007年，硅谷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占有率依然保持在20％～25％。与硅谷大规模风险投资相匹配的是硅谷风险投资公司对当地产业发展状况的深刻认知，它们在硅谷当地投资总额远高于美国其他地区的风投公司对其所在地区的投资。除了提供资金外，风险投资还承担了筛选与引导技术产业化的任务，有效促进了年轻科学家与工程师相互学习交流的工作，这在硅谷技术与产业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纽带作用。
硅谷成功的第三大因素在于勇于冒险的创业精神。硅谷鼓励“创造性毁灭”，即不断研发新的、性能更好的产品代替原有的产品并从中获取利润，这令硅谷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了惊人的技术创新，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将个人计算机迅速发展为大众消费产品，也令当时的年轻人对研发产品、创办公司充满，如比尔·盖茨在自家的车库里开发了第一套Windows系统。
纽约是美国人口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的城市及美国第一大港口，其拥有一大批世界闻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斯隆 - 凯特森癌症研究中心等全球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纽约更为注重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发展，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及其成果的商业转化，让科技重新回归都市最核心、最具活力的区域。纽约市中心的硅巷（ SiliconAlley ）是超过 500 家全新初创企业的聚集地，聚集了如 Kickstarter 、 Tumblr 和谷歌卫星中心等明星科技企业。
作为美国乃至世界的老牌巨型城市，纽约崛起于电力与重工业的产业时期，先后发展成为美国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码头城市，以及世界最大的金融、商业中心。随着因城市扩张带来诸如公共设施供应紧缺、贫民窟出现、犯罪率提高等问题，加之因产业迭代失去竞争优势，纽约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遇严重挫折。为实现城市复兴，纽约将未来发展目标定位为“全球创新之都”，开启了以科技创新带动城市发展的都市复兴之路。2009年，纽约市政府发布了《多元化城市：纽约经济多样化项目》，随后启动“东部硅谷”发展计划；2015年，纽约市政府发布了《一个新的纽约市：2014—2025》，再次明确了“全球创新之都”的城市发展定位。得益于纽约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世界大学的集聚以及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纽约为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提供了从科研院所建设到创业空间服务，再到金融服务支持，营造了近乎全流程的支持环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功举措是2009年由时任纽约市长的布隆伯格倡导实施的“应用科学”计划。“应用科学”计划旨在吸引世界理工院校来纽约建立大学和科技园区，增强纽约工科实力科技创新手抄报内容，为纽约培养大量应用人才。“应用科学”项目将重点放在解决各大公司的实际问题上，通过产学研的紧密结合使科研成果迅速商业化，从根本上弥补了纽约应用科学的不足，夯实了纽约科技基础，培育了创新力量，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的重塑。同时，纽约市推动“众创空间”计划，着力于搭建多样化创业服务平台，为纽约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开放式办公空间，降低创业成本。
作为地域面积狭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经济由以独立初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逐步过渡到具有高附加价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进而发展到目前的信息产业等知识密集型经济。2022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七、亚洲第二（仅居于第六名韩国之后）。
新加坡在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选择上有意识地主动融入全球网络。新加坡政府持续加大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规模，教育经费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多年位居第二，设立了丰厚奖学金鼓励优秀学生去国外留学。通过《环球校园计划》等政策，吸引MIT、芝加哥大学等名校在当地创办分校。2016年，新加坡制定实施第六个科技五年计划—《研究、创新与创业2020规划》（RIE2020），提出基础研究创新应能够确保新加坡处于科学最前沿，把基础研究、科研人才作为支撑国家发展的核心领域，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力推广数字化、智能化，提出了“智慧国”建设战略，确保新兴技术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足够份额。同时，新加坡发挥海洋国家区位优势，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加深了其与世界先进技术、先进产品与产业链之间的联系，反过来又促进了新加坡的科技创新能力。此外，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SG）主办的“新加坡科技创新周”是创新发展策略的重点项目之一，2020年吸引了来自42个城市的1.5万人参与。
与新加坡采用相似模式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特拉维夫有“硅溪”之称，也被称为“世界第二硅谷”。在这个面积只有52平方公里、人口仅40万的城市，集中了以色列绝大部分高技术企业科技创新手抄报内容，是除美国硅谷之外全球高科技企业群最为集中的地方。同时，特拉维夫也是世界上初创公司密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平方公里就有13家初创公司。以色列独特的建国历史与地理区位，高度凝聚的民族文化认同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使其在坚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很容易融入西方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十大创新奇迹，并从中获得收益。特拉维夫政府通过组织全球性城市旅游、考察和创业大赛等活动，以开放姿态吸引全球创业者，同时提供信息公开、办事高效、程序透明的营商环境，吸引苹果、谷歌等国际性大公司入驻。
回顾近现代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与转移的历史可以发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科技带来的产业变革，创新与资本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适合创新的制度环境甚至是方向正确的政策选择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具备国际前沿水平科技能力的高校或科研机构，与具备将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并推动经济增长能力的企业群在特定区域/城市内聚集。
在源于电力、内燃机与重化工使用的第二次工业中，巴黎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这一轮技术中兴起，汉堡、鲁尔、纽约等城市陆续学习跟随；
在源于半导体与信息化技术使用的第三次工业中，硅谷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这一轮技术中兴起，世界各大主要城市陆续学习跟随。
可见，近现代国际科技创新中的形成与转移基本上都发生在产业的爆发期，其具体的发展逻辑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自身具有较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领先城市，在科技与产业变革来临时，能利用技术的重大突破，引领世界的人才、技术和产业发展；
一类是自身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后发城市，通过持续地学习，逐渐集聚高水平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在已有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上形成自身的领先优势，这时，政府或私人可以采取措施，集中力量向既定路径投入大量资源，以顺应性的新产业潮流。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是高质量创新资源与创新主体的集聚，从而形成引领区域、国家和世界的创新优势。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世界产业体系的重构。这种重构是从重大科技的突破到新兴产业体系的构建，既需要有科学家在科学原理、技术理论等方面实现从0到1的突破，也需要有企业家将其转化为技术产品服务实现从1到10的创新。可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是在科技与产业变革来临时，在一批顶尖科研机构和富于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推动下加速形成与发展的。当前，东京、硅谷、纽约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都集聚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高水平科研机构和创业企业，在这些创新主体的推动下，其创新领先优势正在不断扩大。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友善的社会气氛，要为城市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与契约保障。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运行逻辑分析不难发现，每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都拥有能够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人才、容忍失败的广泛包容性，也拥有支持并鼓励初创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每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带来的契机也是对政府战略管理能力的考验。当奠基性成果及最早的前沿产业出现后，技术创新的路径便在某种意义上被“锁定”了，技术创新失败的可能及需要支付的沉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面临如何选择路线、制定发展战略的挑战，尤其是对处于后发追赶的国家或城市，既要综合考虑如何在有限资源投入下，实现创新追赶，还要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过度干预企业与产业的发展。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理论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内涵、典型特征和运行逻辑的理论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与发展动态演化过程的理解认识。当前，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发展与转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环境中，下一步需要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演化的一般性理论认识基础上，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丰富研究的情境，以期能够形成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
项目来源：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首都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建设项目“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典型特征、运行逻辑及动态跟踪研究——基于全球八大权威创新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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